他是中共叛徒, 没有价值后被敌人枪决, 临刑前却大喊: 共产党万岁

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渣滓洞、白公馆监狱，狱中革命志士为新中国的成立、他们为之奋斗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感到喜悦，但面对国民党的失败溃逃，屠杀的发生，他们又无限悲痛，革命胜利了，自己却要牺牲了。

他们多希望能亲手抚摸五星红旗，盼望能出狱去建设新中国。一个愤怒的声音从每个被关押者的心中迸发：“我们哪一个是违反党的纪律、暴露党的目标被捕的？”“

我们都是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的！为什么地下党接二连三地出现叛徒？”“如果执政后党再出现地下党期间的问题，我们就死得不其所。”

在解放前夕，重庆地下组织中由于叛徒的出卖接连被捕，而有一个人在叛变后，却在死之前大喊“共产党万岁”。

1947年底至1948年春，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正面进攻，狠狠打击国民党反动派，我地下党川东临委在上下川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。

然而，后院起火使西南的敌特大为震慑，为了对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，他们倾巢出动，于1948年4月上中旬，重庆敌特以挺进报为突破口。

他们在重庆先后抓住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，副书记冉益智、他们二人被捕后大肆出卖党的组织，因此大批党员被捕，使党受到极大的损失，万县地区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。

冉益智叛变后，毫无底线地将大批共产党员的信息和盘托出，连徐远举都听得瞠目结舌，为扩大破坏范围，他还以自身经历为 “范例”，对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展开劝降攻势。

在冉益智的蛊惑下，涂孝文最终选择背叛，致使江竹筠、李青林、雷震等数十名中共党员相继落入敌手，遭受残酷迫害 。

徐远举根据李忠良的供词, 首先在重庆银行望龙山办事处抓到了毫无防备的余永安。余永安被捕后即被刑讯, 在毒刑之下受不过变节投敌, 供出了他的上级“老张”。

而这个“老张”, 就是率先叛变、臭名昭著的大叛徒、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。

冉益智1936年加入国民党，他曾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，主编县党部机关刊物、党政周刊，经常撰写文章。

由于酉阳当地王、蔡两大封建派斗争十分激烈，而冉义智又是“王派”骨干，所以被掌控着当地别动队武装的蔡派逮捕，并押送至重庆的监狱。

后来，“王派”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对蔡派进行报复，将这次事件的主谋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，冉益智才被释放出狱。

冉益智瘦长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言谈举止中隐现出世故和油滑，1948年4月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因牵涉《挺进报》案被捕。

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只承认自己是一名候补党员，但为求自保，还是供出了地下党员李忠良等人，李忠良被捕后，又出卖了余永安，余永安又供出了冉益智。

4月7日，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从南温泉街头回城，得到许建业、刘德惠、刘国定被捕的消息后，立即向各方警报安排转移，并约好市委副书记冉益智、常委李维嘉于4月17日中午12点在北培公园碰头。

冉益智被狡猾的特务们在一家饭店逮捕，他们将冉益志带到了一家旅馆的空房内，狠狠的抽打了一顿，然后揭开棉被问：“你到底说不说”？冉益智为了活命，忙不迭的连连回答：“我说，我说”。

冉益智被捕后，供出了已被捕的刘国定、许建业的党内职务，后供出了党的外围团体六一社社员的名单，上述人员除少数逃脱外，大部分为敌特逮捕。

而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当时不仅分管工运，还领导着市委电台支部、经济支部、汉利药房支部和重庆城区工委、北区工委及808县临时支部等一大批党的职务。

刘国定生活奢侈，追求享受，又存在着搬弄是非和经济上的问题。一些同志对他很有意见，向组织上进行了反应。但是，但是刘国定在上级领导面前一直表现的很温顺乖巧，两片薄唇，又极善言辞，因此仍然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，并委以重任。

刘国定、冉益志叛变出卖组织后，敌人按图索骥，大肆进行搜捕。

随着他们的被捕，涂孝文带着特务在万县逮捕了江竹筠、李青林、李明辉、李成林、雷震、唐木桃等10名党员、党员，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

江姐被捕后。西南行辕二处处长，特务头子徐远举决定亲自审讯。审讯设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，打手们搬来了老虎凳、吊锁、水葫芦、电刑机器、火背篼等刑具，以制造恐怖气氛，威慑被审人员。

江姐被押到徐远举面前，但是一连十几个问题都以江姐的“不知道”“不认识”作答，后来干脆不做回答，特务头子火了，下令上刑。

一场惨无人道的刑讯开始了，各种刑具折磨的江死去活来，但他一口咬定，我不认得什么人，把你们的毒刑通通用出来吧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一个多月时间，特务们对江姐轮番刑讯，各种狠毒的手段都用上了，但始终一无所获。

一直到1949年11月14日，重庆解放前夕，渣滓洞监狱戒备森严，一个看守高声喊道，江竹筠、李青林，赶快收拾行李，马上转移，江姐明白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。

她脱去囚衣，换上那件人们熟悉的红毛衣，昂首挺胸走出了监牢。江姐被人秘密杀害在歌乐山，年仅29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江姐的事迹以各种版本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巾帼英雄。

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，刘国定和冉益智，感到惶恐不安。便向一些过去有关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表示忏悔，并为自己的叛变行为辩解，希望党组织谅解。

重庆解放前夕，刘国定自知罪孽深重，向毛人凤下跪，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，却被毛人凤一脚踢开。于是他又四处筹措路费逃亡香港。

因借贷无门，只好逃往成都。成都解放时，他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群众队伍，有意在组织欢迎队伍的地下党员面前表现自己。

而冉益智也是如同丧家之犬，悄悄溜回回北陪黄桥镇岳父的家中，1949年12月1日，重庆解放后，他又逃窜到江北一朋友家落脚，每天都进城打探消息。

然而。他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，一次，他在中华路德胜大戏院门口，碰上了已经投案自首的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。

立功心切的李修凯，他怒目圆睁，朝着冉益智厉声怒吼：“冉益智，你这个十恶不赦的大叛徒！” 迅速引来附近执勤的解放军。

很快，冉益智便被制服押解，送往重庆市军管会、公安部政保处暂时拘留。直至 1950 年 10 月 27 日，冉益智被正式批捕，为其曾经的罪恶行径付出应有的代价。

而刘国定是在1950年1月16日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。

刘国定冉益智落网后。经过审判，被判处死刑。1951年2月5日，他们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。

处决时，他们竟然在高唱国际歌，甚至有人听到他们在大喊共产党万岁。但都已经徒劳无功，历史终将会审判这些曾经叛变的人。

正是因为。他们的罪行也影响了下一代。冉益智的儿子现在仍住在父亲当年的屋宅处，在距红岩村的路旁拐角处，他虽然没有父亲的罪恶，却也遭受过非人的待遇。他没有工作的机会，也没有参军的资格，令人唏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