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联老战士陈雷回忆5: 我是敌人搜捕的重要目标, 处境相当的危险

松花江下游的三月，依然春寒料峭。黎明时分，我从清真寺后院出来，在狭窄的小胡同中穿行。"三·一五"大逮捕虽已过去十几天，但紧张的气氛并未减弱。小胡同里没有行人，家家门户紧传叫。我快步走着，警惕地注视着身前身后。

我来到我的家。昔日的小院，似乎失去了以往的温馨。我紧贴墙跟儿，打量着房前屋后，看是否有敌人的暗探。这时我听到了屋内早晨起床后的响动，听到了我父亲的咳嗽声。同时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说话。当我确信没有人监视之后，便迅速地跳进了院子，来到窗下。隔着玻璃窗，我看到家人们正忙着起床，叠被。

不知是谁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：

"外面有人！"

"谁?"

"我哥回来了！"

"别嚷！快开门！"

房门开了一条缝："快进来！没有外人！"我迅速闪进屋内。这时天已大亮，但太阳尚未升起。

我进屋之后，才知道那个陌生的声音是我的二伯父。他刚从乡下来。母亲的欣喜之情但略带责备地说：

"你可回来了！这些天，你都到哪里去了？也不和家里说一声！"

显然，她对我这几天不见踪影，感到极度不安。

"警察、特务这几天几乎天天来打听你的去向。"母亲有些紧张地说。

经过几天的奔波，我似乎已经变得沉着多了，简直已经成了久经风雨的战士。我一边洗脸，一边简要地向父母讲述了去西二保村的经过。

这时，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，我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。日伪的大逮捕并没有就此罢休，我作为佳木斯地下党的负责人，肯定是敌人搜捕的重要目标。我必须赶快离开这里，离开我的家。但下一步怎么行动？我还没有想好。

我洗完脸，看到二伯父正默默地坐在炕沿上抽烟，似乎在想什么心事。我心中一亮：何不跟二伯父到乡下老家去，然后再想办法找抗联队伍？

我把我的想法与家人一说，他们一致赞成：

"去吧，这是一条活路！"

"这不但是活路，是一条大路！"

二伯父也停止了吸烟，说：

"我也正在琢磨，让孩子跟我到乡下在山沟避一避，再想法去找队伍，也许能碰上。"

事不宜迟，我和二伯父赶忙吃了点早饭。我把那学生服脱下，换上了一套农村粗布对襟上衣和一条旧裤子，跟着二伯父走出了家门，向佳木斯西北门走去。正是早饭前后，进出城的行人已经不少。我们这一老一少，一身农民打扮，显得很自然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城门半开着，我们夹杂在出城的人流中顺利地出了城门。回首望着这边陲小城炊烟缭绕，弥漫在云雾之中。直到这时，我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放松了一点。

我和二伯父顺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土道，直奔西南方向而去。我的脚步不由自主的不断加快，二伯父五、六十岁的人，在后面紧紧地跟着。老人明白，还没有脱离危险地带，得快走。

过了佳木斯西郊的飞机场，我算是闯过了第二关。因为机场附近日伪驻军较多，一旦盘查，就可能遇到麻烦。

刚过机场，忽然发现前面远方有几辆马车奔驰而来。我的心情不禁有点紧张。如果碰上敌人怎么办？我回头看看二伯父，他也发现了前面的马车，但他似乎并不在意。我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。我心里想：在这种时候，害怕是没有用的，只有随机应变，闯过难关。于是我们照样前进。

天上飘着白色的云朵。仰望白云，想到自己。现在的我，正如天上的白云，不知归宿在何处。我的归宿在抗联部队。一旦我找到抗联部队，我将拿起武器走上战场，我将不再是浮云，而将会是入水的蛟龙。

就在我遐想之际，不觉马车从身旁疾驰而过。原来车上坐的是进城的老百姓。

我同二伯父在大车道上继续行进。前面是梁马贩屯。屯东是一片大洼塘，一片荒凉。被水淹过的枯草还沾满污泥。一个衣衫褴楼的老人和一个中年妇女，正在吃力地割那枯草，老人一边割草，一边咳嗽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在割烧柴。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，穷人只能靠割点野草或当柴烧或换一点简单的生活用品。

已经走了小半天了，但我似乎不觉得疲劳。我急切地想快赶到东火龙沟老家那个小屯，急切地想找到抗联部队。我催促二伯父快点走。他却不慌不忙地说："忙啥，路还长着呐。路遥知马力呀！"

"路遥知马力"。我不由得重复了一句。的确，我的从军之路才刚开始，革命的征途上还有千难万险。我似乎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。

前面是格木苏岭。这是敌人建的一处"集团部落"，村里有伪警察所。再往南十几里是张家油房屯，也驻有日本军队。我们到格木苏岭，已是当午时分。我们决定不走格木苏岭屯里，而是在村北绕道而过，以躲过警察的盘查，减少麻烦。

但是，当我们走到张家油房屯北时，一队日本鬼子骑兵从屯中冲了出来，由南而北，象是朝我们爷儿俩的方向驰来。我不由得又是一阵紧张。这时我又回头看了看二伯父。他仍然那么沉静地走着，好象是在向我暗示，"不要惊慌，要稳住神。"我一看二伯父镇静的神态，心中十分佩服，我在心中也暗暗责备自己："为什么总是沉不住气？"这队日本兵并不是为我们而来。出屯以后，就向东转弯，从另一条道向佳木斯方向驰去。

我们下了一个山坡，转过山湾，进了花拉拉沟。这里山岭重叠，沟壑险峻，人烟甚少。据老辈人说，这是过去胡匪出没之处。我跟着二伯父趟过尚有冰碴的小水沟，沿着西岸山脚下的大路向南而行，离开了这花拉拉沟，登上山坡，抛开大道，转弯向西，走上了一条羊肠小道。看来，这条小道很少有人行走，两旁的山坡上是密密麻麻的枯草和柞树丛。山风吹来，干枯的柞树叶子哗哗作响。这番山野景象告诉我：现在我们已经远离了敌人驻扎的中心地带，进入了真正的山区，心里有了一些安全感。

我们爷儿俩攀上山头，坐在石头上歇息。

我坐了一会儿，觉得凉了，于是站起身来略事活动。极目远望，东北是花拉拉沟的东山，山口的黄土道清晰可见，但没有车马行人。周围完全是起伏的山野地带。

二伯父说："天不早了，走吧！"

下山往西走，就是东火龙沟的聚发泉屯了。

东火龙沟是我的家乡，是我童年的摇篮。自1930年离开之后，到现在已是八年之久了。这里曾是抗日联军的根据地。但是自从1937年下半年以后，日伪统治者对农村的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组织进行疯狂破坏，调动大批军队"讨伐"抗日联军，这一片红色游击区遭到很大破坏。但是，抗日的火焰并没有熄灭，人民群众的心仍然向着抗联部队。我相信在这里会得到帮助的。

当然，由于敌人的严密统治，我不能不处处小心行事。在一时还搞不清我的乡亲、亲友们的政治态度的情况下，我尽量避免碰到熟人。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我：碰到熟人是比较危险的。

经过刘贵屯、聚发泉、袁老麻子屯等几个村屯，下了岗坡，渡过桦树泉子河，我们来到了河西岸的桦树泉子屯。我的二姨夫刘文学就住在这个小屯的东南角上的两间茅草房中。

我和二伯父在屯东草甸子分手。我告诉二伯父，不要将我回乡的消息告诉乡里的任何人。二伯父答应后，也嘱咐我："你在这里也要小心哪！千万不要在屯里露面。"我望着二伯父远去的身影，心里充满感激之情。

我二姨夫是个佃中农，为人淳朴善良，但他遇事往往没有主意，全靠姨母掌握家事。我到姨夫家后，向姨夫和姨母说明了敌人正在实行大逮捕，我想在此暂避几天的意思。姨夫和姨母是心疼我这个外甥的，自然满口答应。

为了防备万一，我白天不能和姨夫、姨母住在正房，而是躲在西房山头的一个园仓和秫秸杖子之间的缝隙里。这个地方风吹不着，雨也淋不着，但却见不到太阳，也不能伸开腰活动。只有当夜幕降临之后，我才能悄悄地回到正房内休息。可是，当子里的狗汪汪吠叫起来时，一家人又会惶惶不安，我就立即回到白天躲藏的地方。这里可以看到大门口及场院的情况。我在姨夫家住了十几天，每天都是如此。

有一天我二姨夫从聚发泉屯回来，说他找到了火龙沟区地方游击连的一个干部，这个人答应一定去找抗联队伍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于是我每天盼望抗联队伍派人来，快点把我带走。

一天，我姨夫正在院里收拾农具，邻家的邵老大来了。我在西房山头的夹缝看到他们二人在说话，但听不清谈话的内容。从他们的神情看，似乎不是好兆头。

邵老大走后，我二姨夫立刻回到了屋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姨夫出来了。自此，一直到天黑之前，他一直在院子里忙活这，忙活那，我心里想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姨夫这是在为我放哨呢！

天黑了，刮起了大风。我回到屋里，看到姨夫正在默默地抽烟，二姨母正坐在炕沿边上沉思。

"出什么事了吗？"

"邵老大今天来告诉说，屯子里来了一个生人，东串串，西串串，像是鬼子的密探。"姨夫说。

"这可怎么办呢？"二姨自言自语地说。

"咱把外甥送到聚发泉去吧！"姨夫似乎有些无可奈何地说。

"看你说的，那怎么行呢？队伍还没找到。聚发泉那么大屯子，人来人往，还不如咱这小屯保险。"

显然，他们已经为我的安全考虑了几种方案了。这时，我也没有更好的主意。"既然已经找到了地方游击队的人，我还是要想办法见到抗联的队伍。"我说。

"若是现在送大外甥到东屯不方便，我看咱们西房山头的那个大菜窖还可以用。"

"那可不行，那里面多潮啊！成天在里面怎么能受得了？"

"不行，那你说藏到哪里好？"

老两口踌躇不决。

这时，我说出了我的想法：

"我在姨夫家已经七、八天了，我希望早点离开这里。时间一长，若是走露风声，会给二姨家带来麻烦。你们这里是老游击区，敌人肯定会到这里来的。今天来的陌生人，依我的估计，即使他是敌人的暗探，看样子也不知道我在这里，但却也不能大意。但我如果去东屯，那里的人，我一不熟悉，二又缺乏可靠的亲友。所以，在抗联游击队来接我之前，我在这里还是比较安全一些的，不过这会使二老为我担着风险。"

"你这说哪里去了。大外甥，不要说你是我的外甥，就是队伍上来人在咱家住，这也是应该的。"姨夫认真地说。

"可不是咋的。你姨夫的这几句话说的是实情。"

我对二老的这一态度由衷地感到钦敬。我深深感到，在抗联的游击区里，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，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。我接着说："我看院外场院里有那么多的麦秸垛，白天在那上边扒一个窠，在里面一坐，外面的人一点也看不见，而且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……。"

还未等我说完，姨母就马上接过去说：

"行，这个办法好。就在场院东边的那一垛。可以从南面上去，正好背着房子，不会有人看见。"

"那么吃晌饭怎么办呢？"二姨夫插了一句。

"晌午就不用下来了。我们装做背柴，偷偷送上水和干粮就行了。"

我们三个人计议已定。这时天已大黑了，外面春风呼呼，听不到什么动静，于是便都上炕休息了。

我心里有事，第二天早早就醒了。二姨夫听到我翻来复去的声音，问道：

"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再睡一会儿吧！"

"实在睡不着了，老是想这想那。"

"别想啦，上麦秸垛上去，比在院里安全。过去那帮警察进屯，都是搜查房子附近，还没有看过麦秸垛。"

说话之间，鸡叫已是三遍。姨妈起来做饭，我也起身，准备到那麦秸垛上去躲藏。

我抓紧时间吃了一碗小米饭，就走出房门，看周围没有人，就迅速奔麦秸垛去，爬上了两丈多高的垛顶。在垛顶往下一点，我手脚并用，连抓带踩，弄出了一个足以容身的小窠。这时，屯子里还十分安静，只是各家房顶的烟囱里都已飘出缕缕炊烟。庄稼人的一天开始了。

我在这"新居"之中，竟觉得很舒服。我简直有如在天空之中。头顶是兰天白云，而且可以俯瞰东、南、西三个方向。只是不敢直立，因而看不见屯子所在的北面。我只能用耳朵代替眼睛，来分辨来自屯子方向的各种声音。

天亮了，我听到井台上的辘鲈打水的声音，听到了吆喝牲口的声音。我知道，这是老乡们套犁杖准备下地了。我看见爬犁卷起的尘土在乡间小道上飞扬，听到了鸡、鸭的叫声。但是，我清楚地感觉到，这些景象总象是有一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感。它失去了过去那种欢快和热烈的气氛。在侵略者铁蹄的我可爱的家乡，正在呻吟！我的心一阵一阵的抽搐。我是多么渴望立刻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战斗中去啊！然而在没有找到部队以前，我是不能轻易地暴露我自己的。我没有这个权力。

我忍耐着，等待着。童年的回忆伴我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我想起了童年时代家庭的变迁，想起了我刻苦读书的情景，想起了中学和师范的老师，他们都在哪里？他们安全吗？我也想起了共同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友，他们在哪里呢？

大约是我在麦秸垛上躲藏的第五天吧，忽然听到有敌人飞机的马达声，嗡嗡作响，这声音由远而近，划破长空。这时，屯子里一群好奇的孩子们大声喊着："快！快来看飞机呀！"惊奇的叫喊声响彻这小小的乡村。

我本能地把自己隐蔽到麦秸里，透过麦秸的缝隙，看见飞机远去了。我不由地想：这架敌机是干什么的？是去侦察抗联部队的行动吗？那么，飞机去的方向就可能有部队的活动。但转念一想，我们的队伍可别被敌机发现啊！如被敌机发现，会受大损失的。我多么想，我们的队伍最好不在那个方向啊！就在这样不安和焦虑之中，迎来了我在麦秸垛的第五个黎明。

这一天，空中阴霾随风翻卷，整个天空象是一口黑灰色的大锅，倒扣在大地上，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。我的心有如这天气。我在这桦树泉子屯隐蔽已经十多天了，抗联队伍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来接我呢？我那颗渴望见到抗联队伍，渴望战斗的心都要爆炸了。

马上就要下雨了。"未雨绸缪"，我又把我的小窠弄深一些，并把麦秸尽量弄得顺着垛坡，以免雨水直灌下来。

午后，淅沥的小雨下了起来。我尽力缩进我那窠里，一面躲避雨水，同时也借此驱去春寒的侵袭。

在细雨声中，我忽然听到有人靠近我的"天然楼阁"，小声喊道：

"天快黑了，又下雨，快下来吧！不会有人来了！进屋吧，不然要着凉了。"声音虽小，但清晰、亲切，是姨妈在呼唤。

姨妈的话音一落，我就拨开身上的麦秸，钻出窠来，从垛顶一滑而下，跟着姨妈进屋去了。

但是，进得屋来，我就感到耳鸣心跳。不知是在麦秸垛时间久了，还是有什么预兆。难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

进屋之后，我凭直感似乎将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把被雨淋湿的衣服换了下来，穿戴整齐，和衣而卧。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我，在这风雨之夜，我必须做好应变的准备。

雨仍在下，淅淅沥沥，我无心体味那"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"的恬静意境，反而增添了倍感孤寂与焦急的心情。

忽然，后街犬吠声起，由远而近。我的直感被证实了。我听在耳里，激在心上，一翻身跳下地，冲出房门，溜到西房山的板仓夹空中躲了起来。隔缝观察，外面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但在狗吠声的间歇之间，我听到了马蹄声。再仔细听，听出不是几匹马，而是只有一匹马。马蹄踩在泥水里发出"叭唧、叭唧"的响声。我的心稍稍放松了一点。不一会儿，我发现一个骑马人的黑影，向我二姨家大门这个方向移动。

在我姨夫家那只大黄狗叫得很急的时候，姨夫出了屋。这时，骑马的人已经来到姨夫家的秫秸杖子门口。我看见姨夫迎上前去。

"谁呀？"

来人跨下马来，答道：

"是我，自己人。"

"是温成吗？"姨夫显然已经听出了来人的声音，一边问，一边开了院门。

"是我，二姐夫！"来人边说边进入院内。

"啊！原来是他。"我想，但我仍在观察。

来人把马拴在了槽头，没有入圈，也没有卸鞍子。显然，来人并未打算久留。这一切，我都看清楚了。

随后，姨夫和来人进了屋，接着我听到了姨妈欢迎客人的笑声。

一会儿，就在我正在猜测来人身份的时候，姨妈来到板仓跟前，压抑着兴奋的语调，低声说："大外甥，有人接你来了！"

我听到这句话，喜出望外，心情极为激动。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！我两步并作一步，飞速闪进屋里。

我进屋之后，观察着温成。他是我小学的同学，已经十来年没有见面了，他已成为一个英武的青年了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是中共桦川县火区游击连的负责干部。我们寒暄之后，很快转入正题。温成首先说：

"咱们的队伍已经来了，今晚我就带你到那里去。"

"队伍现在那里？"我问。

"在猴石前阳王小号屯，今天晚上他们就驻扎在那里。"

"那好，我们现在就走吧！"我迫不及待地说，"我可盼到这一天了！"

姨妈关切地说："你们怎么走呢？"

"就骑马走吧！"温成说。

"你只骑了一匹呀。"姨母思索着。

这下子可把大家难住了。沉默了片刻，温成说：

"你们马圈里不是有两匹马吗？"

"那两匹马，一匹是二岁的马崽，一匹是青骡马，但那是一匹瞎马。"姨夫插了一句。

"马崽不老实，就骑那青瞎马吧！"姨妈果断地说。

姨妈家没有马鞍，我又从来没有骑过马，没有马蹬、在马上坐不牢。这又把我们难住了。

还是温成有些经验。他出了个主意：在一条麻袋的两头各拴上一个绳套，作马蹬用，再用一条绳子把麻袋绑在马背上，这样手有把的地方，脚有蹬的地方，就可以了。主意已定，姨夫立刻动手，很快就弄好了一套简易的马具。

我和姨夫、姨妈告别，感谢二老对我的帮助，然后互道珍重，我就骑上青瞎马和温成一起上路了。

【陈雷，1917年10月25日出生，原名姜士元，曾用名陈雨田，笔名老泉山人，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。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，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、支部书记、市委书记。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、宣传科科长、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、游击队队长。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，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。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、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、政治教员。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、绥化中心县委书记，龙南纵队政委，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，龙南专署专员，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，黑龙江省委秘书长。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、省政府副主席、主席。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、省委基建部部长、省委工业部部长、副省长兼经委主任、计委主任、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、书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受迫害。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，任党支部副书记。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、党委书记。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、省委书记（当时设有第一书记）。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（当时设有第一书记）、省长。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、省长。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。1988年离休。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，享年89岁。著有《征途岁月》、《陈雷诗抄》。】